近日，两则“涉日”新闻引发国人热议：一是日本旅行者河源启一郎骑自行车环游世界，到武汉后自行车被偷了。当地警方连夜组织侦查，3天后终于将被盗的自行车追回并连夜发还。就此事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发李泓冰的时评《一辆自行车，能否捍卫城市尊严》，认为河源启一郎的自行车失而复得是“国人难享的VIP待遇”；同日《中国青年报》也刊登评论《一辆被盗自行车引爆的“城市形象”争论》，认为“自家人的感受远远要比客人的看法更重要”，言指武汉警方对待自行车被盗“内外有别”……这两个近似观点也代表了众多网友的“心声”。

　　面对公众质疑其“选择性执法”，武汉警方2月21日回应称，并不是日本游客丢了自行车才重视，该车价值17000元，达到立案标准。而且，自行车本身的外观特征非常明显，辨识度较高；同时此事被媒体广泛报道后，民众广泛参与，而且有人提供线索（中新社2月22日）。令警方啼笑皆非的是，这样的“回应”反被扣上“狡辩”、“欲盖弥彰”等帽子。

　　我就不明白，舆论为何不回归常识来对待“内外有别”，警方为何不敢承认“选择性执法”的事实。河源启一郎是一名友善的外国人（其环游首站选择中国、在中国做义工），那就是我们的朋友、嘉宾，给予这短期停留的客人以“超国民待遇”怎么啦？按我们的待客之道，谁家来了客人不收拾收拾，不多备些菜肴？谁家不是努力将好东西奉献出来，将好的一面展示出来？认同了这一点，武汉警方对河源启一郎的特别待遇，似乎就没有什么太不妥的了。

　　武汉不少市民参与寻找，有人甚至愿意掏钱送车，体现的不正是正常的“厚客”之道么？要知道，中国人在外国被盗，只要当地治安状况还及格，当地警方和民众一般也会努力找寻，这不也是不想给“外国人”留下遗憾和不良印象嘛！

　　另一则“涉日”新闻，是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到访的中国南京市代表团时，否认南京大屠杀，称“1937年‘南京事件’发生时，正常的战争行为是不可否认的，这也是比较遗憾的事情，但所谓的‘南京事件’是不可能发生的。”对此，2月21日，南京市政府官方微博“南京发布”三次表态，驳斥河村隆之的言论，指责日本媒体炒作，并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的官方交往。（《新华日报》2月22日）

　　这一次，国人同仇敌忾，认为日方某些人士对待那段历史认识不深，甚至恣意颠覆，不但损害了中日人民的友谊，也亵渎了“友好城市”的名头。有识之士指出，不能被一些功利主义和短期利益所蒙蔽，把“友好城市”简单理解为两地经济往来服务的工具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应坚守应有立场——总之，断绝并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的官方交往是正义的、必要的回击。

　　两起“涉日”事件，充分表明了中国人的有情有义、有是有非：对待友好的日本人士，我们在某些特殊时刻给予“超国民待遇”；对于某些心存不善的日本政客，我们视他为“最不受欢迎的家伙”——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我们当立场坚定、爱憎分明